拟上开矿封事（徐鼒） 道光二十一年 中华文库

拟上开矿封事　道光二十一年

今夫善治生者薄滋味，善治国者贱金银。盖人身之于国家，各以元气为根本，元气固，则血脉调适，肤革充盈；元气伤，则血脉凝滞，肤革减损。节嗜欲，安形性，固人身之元气者也，滋味其辅以行者也。崇节俭，务农桑，固国家之元气者也，金银其旁为通者也。世未有缺滋味之供，致其身有羸弱之病者，即未有缺金银之用，致其国有贫乏之忧者。病在元气，而欲以外本内末之剂，枯竭其血脉以求强于肢体肤革，则元气伤而病且不可为矣。

我国家疆域远过汉唐，列圣恭俭相承，前代奢靡之事，一切罢斥，而国用常悲不足者，毋亦于本计有未讲乎？而议者以为经费之不足，由于银少，请开矿银助饷。臣窃惑之。盖自古国家未有恃银以为用，而国不贫者，银愈多，则贫愈甚。两汉赐予黄金，动至千万斤，金一斤直钱万，银八两直钱千。非其时矿穴之所出多也，亦犹今之铅锡，公私不以为常货，而天下无藏之者也。唐初租庸调之法，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缯布。后增钱税，而民苦之，然犹未折银也。民间市易以谷帛，惟岭南用金银，他郡则未有也。宋因唐法，元祐会计录载，岁银才五万七千两。南渡后，始有折银之法，国以大困。明太祖监前代之弊，令天下田赋悉输米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交易。洪武二十四年，坑冶课银才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。其时天下阜安，不以银少为患也。后以仓储有馀，折银入官，民间交易之禁亦弛，库银累千百万，而国愈困。传曰：“近宝公室乃贫”，此其证欤。夫国家恃银为用而国无不贫者何也？银者非耕之能生，织之能成者也。农人贱卖其粟帛而易银入官，有数石之粟，数捆之布，不足完数两之银者，银愈贵而农愈困矣。且恃银为用，则银未有不日少者，又其势然也。百亩之田，朝廷计亩而赋之；粟帛日用之物，朝廷计货而税之。富商大贾藏镪数千万，逐倍称之利，朝廷不能计锱铢而税之也。百物皆利害兼权，藏银则有利而无害，于是商贾之人多，而耕织之人少矣。耕织之人少，则谷帛亦为难得之物，而乘时射利者，又得逐谷帛之短，而囤积以居奇，谷帛愈短，银价亦愈高，银价愈高，而藏银者愈深闭而不肯轻出。如是则虽如今日议者之说，无矿不开，开必获银，而一人采之，十户藏之，一州冶之，天下藏之，银之出也有穷，而人之藏也无数，银乌得而不日少哉？然使矿开必获，获银之数，必如吾之所欲，则吾姑开矿以纾目前之急，而后徐以他法救之，则亦未见开矿之无所利，而其说之必不可行。顾臣以为不然者，则以银少之病浅，开矿则病益深；银少而病发之迟者，开矿则病且发之益速。盖其势之不可行者有六，请竭其愚，惟皇上察焉。

一曰济军务而转妨军务也。银矿所出在深山穷谷之中，今凿露之，不得不调兵于矿外，遮列防守。自定海失守以来，直隶山东江浙闽广滨海之地，夷船游奕无常，调兵防堵。官兵之在广州者几数万，其督抚提镇各标兵之在本营者，留待大营调遣不可移动。其各州县汛地之兵，率每汛不过十馀人，团练壮丁之众，率每县不过二三十人，以为防城捕盗之用。今若调遣防矿，则聚武弁于山泽之中，郡县空虚，猝有不虞，何以应之？又目今军务方殷，采买硝矿，打造军器，修理船只之事，大营取之于省垣，省垣取给于州县，羽檄猬毛，日不暇给。今者开矿之令下，则深山穷谷之中百物不具，自官弁夫役居住之地，以及锹锄斧凿之具，竹木遮盖之需，又无一不取给于州县，是兵差之外，加以矿差也。顷者，新造之炮有炸裂者矣，硝矿铅丸有制造不如式者矣，今倍而求之，其何能给？是欲济军务而转妨军务也，事之不可行者一也。

二曰裕国帑而实耗国帑也。议者曰：开捐之款不过取给一时，矿银可广利薮。夫深山穷谷之中，非如仓廪府库之所有，可启钥而取也；非如楩枬杞梓之材，可操斤而务获也。巨石巉岩，深谷逶迤，非手擘足蹋所为功也。官弁夫役，非可枵腹以从事也。金银铜铁之所出，又非如壶醯酱瓿可怀挟提挈以至库也。锹锄斧凿之用，竹木遮盖之需，所费不知若干万？官弁夫役，每矿率千百人，工食所费，不知若干万？舟车挽载，所费又不知若干万？明嘉靖二十五年，采矿费三万馀金，得矿银才二万八千五百。万历间大兴矿役，所得不逮所费之半，国以大损，其明验也。万一矿开无获，承办官员惧获罪谴，势且挪借库银，亏短正额，是裕国帑而实耗国帑也，事之不可行者二也。

三曰广盗贼之薮也。饥寒失业之民，散四方以糊口。一旦开矿之令下，则旬日之闲，召募或千百人，事诚不难集也。顾以应募而来者，欲以矿穴为生者也，而矿穴之开又不能如开垦田亩可永为业者也，或穴开无银，或熔不成锭，今日开之，明日闭之，此千百应募之人，将何以为之所乎？平时逃亡山泽之间，鼠窃狗偷，所以不能大为害者，以其散处而势不能聚也，今聚千百万人于一乡一邑之间，露宿野居，饥寒交迫，小则劫掠商贾，大则啸聚山林，固势之所必有也。夫招人以煮盐、灶户裁而枭匪出矣；招人以运漕，水手多而强劫出矣。自来大众聚之甚易，散之甚难，秦汉以来盗贼之兴，由于工役，其已事也。事之不可行者三也。

四曰扰闾阎之业也。力食之民，弃其所业，驱之入山，官给工食，日不过百钱。经手吏胥又折扣之，实得者不过十之六七。此养一身尚不给，况其家乎？夫贫民既受困矣，其有衣食丰足之家，则又计丁出钱，雇夫充役，或夫役逃亡，官弁不能稽查，又援保甲之例，编富民为矿头，公私挟制，身家交瘁。而地方不肖之生监，又复借端讹诈富民，一亩之有，指为私占矿地，一锹之掘，指为私开矿穴，一锭之蓄，指为私藏矿银，展转株连，以兴大狱。甚至田里坟墓之在矿山左右者，官令一下，急如星火，驱逼迁徙，发掘暴露，小民之含冤莫诉者，弱者至于倾产以免祸，强者或且挺刄以寻仇。此皆皇上所目不忍见，而耳不忍闻者也。事之不可行者四也。

五曰肥贪猾之槖也。前明矿务之害，中官扰之也。今以官治之，宜无害矣。顾臣以为不然者，请以近事征之。漕务、河务、盐务三者，皆二百年来经画筹度以为不敝之法也。然其间浮收勒扣侵蚀陋规之弊，无一不有。今开矿之规条能更密于盐河漕务乎？不能也。户部之房库，禁城严密之地也，然假诏盗银之案，又无一不有。今矿穴之防守，能更密于户部乎？不能也。矿穴距城辽远，督抚耳目不及周也；州县亦不能舍其地方之事，听察于山泽间也。势必派委候补人员为之监督。一官之随从又十馀人，此岂皆能以爱民为务者乎？矿银多则假公开销，自充囊槖；矿银少则妄行科派，害及公私。善乎，明万历时侍郎冯琦之言曰：“皇上之心，但欲裕国，不欲病民。群小之心，必自瘠民，方能肥己。”事之不可行者五也。

六曰泄山川之灵也。畿辅之地，国家王气之所钟，山陵弓剑之所藏，不可妄动矣。礼曰：“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。”皇上者天下山川百神之主也，岂独畿辅之地云尔乎？且夫天地精华之产，旁薄郁积于山谷间者，节而取之，无尽之藏也；罄所有而出之，则天地亦坏其所藏之府，而山川朽败之气，逆出旁泄而为灾。盖天地之理，有大美者必有大恶。地以厚而能载者也，其有益于生人者，物之美者也；而其奇怪毒害，秉阴阳不正之气者，亦得托于幽僻隐昧之处，全所天而与人无事。今坏其府而使之不得所安，则溃散而不可收者，又其势然也。水旱疫痢之兴，昆虫草木之妖，岂尽天事，毋亦人谋之未臧乎？夫焚山而猎，竭泽而渔，古人犹恶之，况金玉乎？山有朽坏而崩，圣人犹惧之，况开凿乎？臣愿皇上计及久远，为天地培元气，为圣躬绵福泽，为圣子神孙留万年之美利，则事之不可行者六也。

夫此六不可行之势，臣知之，言开矿者亦岂不知之，而计固出于此者，彼固曰：势不得已也。然此不得已之势，言开矿者知之，臣亦岂不知之？而以为必不可者，臣则曰：国用之不足，非银少也，恃银以为用，而银自不得不少也。以银病而复以银救之，如人伤于酒，而以膏粱之味进之可乎？如人伤于色，而以金石之药投之可乎？夫治病者贵知病源，治国者贵知国本，然则今之筹国用者在于重农桑而已矣。重农桑必先贵谷帛，贵谷帛，必先禁淫侈，淫侈禁，而后商贾之利微。商贾之利微，而后耕织之人众。耕织之人众，而后谷帛之所出多。谷帛之所出多，而后金银之价贱。金银之价贱，而后私家之藏滞出。私家之藏滞出，而后帛货之源通。臣请更竭其愚，唯皇上察焉。

历代盛时，租赋无折银之法，民间亦不以银市易。如是则谷帛贵矣。夫用银而虑银少，用谷帛而不虑谷帛之少者，谷帛可以人力生之，银不能以人力生之也。今国家河工边饷之款，欲悉易以谷帛，其事诚有所难行，然而前人变通之法，不可不知也。明正统十一年，工部侍郎周忱言：各处被灾，赈济不敷，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，于各处收贮，俟青黄不接之际，出籴于民，以所得银上纳京库。国初，处士顾炎武以为宜仿其意，令天下税粮尽征本色，除漕运京仓之外，其馀则储之通都大邑，而使司计之。臣略仿刘晏之遗意，量其岁之丰凶，稽其价之高下，籴银解京，以资国用。臣愚以为如是，则钱谷之贵贱，权不操之商贾，民无完银之苦，而谷帛贵矣。顾臣以为贵谷帛必先禁淫侈者何也？厌布而帛，厌棉而裘，则锦绣纂组之事兴，而农桑之利夺矣。厌布帛而易以洋货，厌羊皮而易以珍裘，厌寻常朴拙之物而易以奇巧，而外洋羽毛大呢氆氌珠玉宝玩之物，口外元狐灰鼠百兽之皮皆入，而耗中国之银矣。今宜严为之禁，非法之服，人不得衣；非法之物，市不得鬻。则市舶无所获利，不禁而自不来，而吾中国逐末之民，亦无所施其技巧，不得不求之于谷帛以谋其生。如是则耕织之人众，而谷帛之所出者多矣。而或者谓：生齿殷繁，尽归之农桑，恐地不足以给也。则又不然，今天下人民之众，无过东南，谷帛之多，亦无过东南，然今东南之地未尝无馀利也，一尺之地皆可耕，一寸之丝皆可织，第令人人耕而天下无饥者矣，人人织而天下无寒者矣。不饥不寒，而金银复何用哉？无用之物，谁复藏匿之，而不肯出哉？臣所谓谷帛之所出多，而后金银之价贱，金银之价贱，而后私家之藏滞出。私家之藏滞出，而后泉货之源通者，盖谓此也。如是以行之数年，臣知银之必不患少矣。皇上方将投之于山，抵之于渊，以节俭之风为万古法，肯复开矿以求之也哉？夫治病于病源，病去而人不伤；裕国于国本，国富而民不困。自古金丹之药，无不戕生，言利之臣，无不病国。孔子曰：“有国家者不患贫。”书曰：“不贵异物，贱用物，民乃足。”盖万世不易之论也。臣草茅下士，罔识忌讳，抑古有言曰：“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。”惟皇上矜而察之，则社稷幸甚，生民幸甚。临奏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